电子垃圾污染报告
据参与制定规划的专家透露，京津冀一体化中的环保方案有望6月底出台。
由于雾霾围城有目共睹，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近年来深为决策层所忧，相关治理措施亦接连出台。可以预计，即将出台的三地环保方案中，大气污染防治仍将是重中之重。
然而，与燃煤、尾气等导致的显性雾霾相比，另有一种隐秘的污染源及其传播链条同样危害甚重，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重视。
实际上，电子垃圾与雾霾一样，正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与日俱增的环保压力，对土壤、水体、大气进而民众健康均造成全方位侵害。
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2010年，环保部与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发布了《废弃电子产品处理目录（第一批）》，“四机一脑”（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房间空调器、微型计算器）成为电子垃圾的熟知种类。
针对“四机一脑”，相关部门进行了规范治理尝试。“针对《目录》范围以外的电子废弃物，我部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强化管理要求，力争到2015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电子废弃物污染控制体系和长效机制”。
但现实并不如意。
《财经国家周刊》多路记者日前在京津冀粤调研发现，电子垃圾背后隐秘链条，对环境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相关的政策及制度缺漏，也阻遏着行业“正规军”的健康发展。
同时，电子垃圾因“难以监测”而无法被纳入污染统计系统，加之地下产业的隐秘、猖獗，从而形成治理的真空地带。
随着近年来废旧电子产品数量持续膨胀，如何突破现有治理框架，将电子垃圾变污为宝，从根本上解决“正规军喊饿，游击队污染”的现状，成为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亟须正视的问题。
电子垃圾的隐秘江湖
入夏，石家庄热浪围城。市区43公里外，小石家庄村村民马晨赤裸着上身，穿梭于堆积如山的废旧家电中。
他正"视察"着雇工们的拆解进度。"都是从北京来的货。"马晨说。从北京运来的电子废弃物，为这座小村庄提供了丰富的"给养"。
20余年的电子垃圾产业史，让小石家庄村在"业内"声名远扬，也给马晨等村民带来巨大的财富。
在石家庄东部的格力产业园，何长城却愁眉紧锁。他管理的这家拆解企业拥有环保资质，装备了上千万元的治污设备，隶属于实力雄厚的格力电器，却远没有小石家庄村的繁忙景象。放眼望去，偌大的车间只有两条生产线在运行，拆解产品也只有废旧电视。
"电视我们现在都不拆了。"马晨摆摆手，"不赚钱！"
马晨的洒脱让何长城羡慕不已，而马晨的向往之地却在遥远的广东。小石家庄村的业务能力只停留在整机拆解和简单的初步拆解阶段，要想从电路板中提炼出金银铜等贵金属，这样的"技术活儿"只有广东汕头贵屿镇能做。
从北京到河北再到广东，潜藏着一条隐秘的地下电子垃圾产业链。这个产业快速膨胀，初步估算，仅在北京便吸纳了30万从业者，每年产值70亿元，而贵屿的深度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国际金价走势。但它同时造成对空气、水体和土壤的严重污染。
广东贵屿曾经对165名1?6岁儿童做过一项严格的体检测试，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儿童均血铅超标中毒。而另一调查表明，当地八成儿童患有呼吸道疾病。
污染伴随着回收和拆解的全过程，但国家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电子废弃物造成的污染，"没有纳入统计监测"。因为它难以监测、无法统计。
这个鲜为人知的庞大地下污染产业，俨然已成为一个环境治理的"真空地带"。
地下江湖
每天，郭飞来都会开着金杯面包车，来到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北门外守候。
作为北京最大的二手电子产品市场，通过回收翻新，中海电子市场内商户可获取成倍收益。但最近几年，利润急速下降。"货都被外面的'游击队'抢光了。"商户们抱怨说。
据中海电子市场统计，每年市场外的"郭飞来们"，会夺去其近300万元的收益。郭飞来对此一笑置之："我们不打游击，光明正大地收，有本事来赶我们。"他每月能从倒卖电子废弃物中挣到3万?4万元收入。
成天围坐在中海电子市场外的回收商，慢慢聚拢了圈子，建立了规则，以抵御"外来"的市场争夺。
这些"游击队"多三人一车一组，每组还有几名成员提供"放哨"和"保护"。即便是"老乡"，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分一杯羹，也得和他们"谈谈"。
谈不好怎么办？"打走。"郭飞来轻描淡写地说。
早在2006年，北京市社科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人数已达30万人。30万大军中，除去郭飞来这样的蹲点收购，更多人则走街串巷深入社区去回收电子废弃物。这些"散户"收来的货又倒卖汇聚至郭飞来这样的中大户，而郭飞来的下家则是实力更为雄厚且能直接通达外地拆解产业的"江湖大佬"。
6月2日晌午。距中关村19公里，一座大院隐藏于奶子房村内。闲坐于院子里的郭元雄，一边悠闲地喝茶，一边静静地等候着"下炉料"。
行内所称的"下炉料"，便是从废旧电子产品中拆解出来的线路板。通过提炼，能从中获得纯度高达99.99%的黄金。
他骄傲地"核算"道，每吨线路板可提取黄金300多克、铂金5?10克、钯金30?50克，以及2千克白银、25千克锡和120?130千克的铜。
郭元雄是广东贵屿人，2013年开始"常驻"北京。
这几年，由于相关部门加大了查处力度，北京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版图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郭元雄这些大户的迁移。奶子房逐渐取代此前屡次曝光的东小口、后八家等地，崛起为北京电子垃圾产业的新"据点"。仅郭元雄所住的大院，就有40人规模的回收散户围聚。此外，天通苑地区亦后来居上，与奶子房各有分工，形成呼应。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得知，在北京，以含线路板为主的电脑、手机等废旧电子产品，回收之后多集中于奶子房村，最终流向广东贵屿。以含塑料、铝铜等为主的废旧家电，则最终汇集于昌平天通苑（以歇甲庄村为中心，围绕周边魏窑村、中滩村、兰各庄村），继而流向河北小石家庄村及镇村等地。
造污链条
260公里外的北京，在河北小石家庄村村民李文琴看来，伸手可及。
入夜，火光将李文琴的家院照映得通红透亮，锁在铁笼里的藏獒，安静乖巧。
白天从废旧洗衣机、电冰箱上拆下并敲平的铝板，被李文琴扔进院内铺满炉渣的大铁锅。待到铝板融化，将铝水倒入模具，一根根铝棒便渐渐成型。
村中炼铝的"技艺"，由马晨传授。在每个地下拆解据点，都有一"师承前人"、通晓土法的"师傅"。
当小石家庄村的师傅马晨，叼着烟坐在李文琴家的铝棒堆上俯仰自得时，天津子牙镇大邀铺村的师傅黄建明，却很难再收到徒弟。
过去，天津子牙作为电子垃圾北方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分流着来自河北的大部分炼铜"业务"。现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数急剧减少。用黄建明的话来说，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要形象"。
2012年，天津市政府推进建设"子牙循环产业园区"，强力清扫类似黄建明这样的地下炼铜户，先后被多部委赞誉为环境综合治理典范。除黄建明这样的老户还在坚持外，新户基本都已另寻出路。
相比之下，小石家庄则格外"幸运"。因为有一种隐藏的"默契"，将村民和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
"地方的监管部门，我们早就熟络啦，下来执法其实就是我喝酒、你喝酒，喝完各自走！"马晨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了省厅级，其他级别部门都很容易"搞定"："接到上级行动任务时，都会跟我们提前打招呼。"
小石家庄村从事电子垃圾回收及拆解生意的家庭共40户左右，每户每年按规模需向"相关部门"上交"税款"1万?3万元不等。
石家庄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长城曾做过核算，在他们这样的正规拆解企业里，如果货源车程超过两小时，便会因为成本太高而亏损。
这样的忧虑显然没有影响到小石家庄村民。他们懂得如何从电子废品中榨取最大利润。除将"残值"极小的废旧电视、电表、黑塑料等卖给绿色拆解企业外，其他则自己动手，或转卖到广东贵屿。
马晨的拆解"场子"就有4个，分别主营塑料、主板、提铜和炼铝业务，其每月仅洗衣机一项，便能处理近3万台，每台利润约2?3元。
比马晨更为深入的拆解出现在广东贵屿镇。贵屿是中国最早形成的深度拆解和提炼中心，是地下拆解行业的"圣地"，掌控着遍布全国的回收渠道，也一度垄断着拆解线路板和提炼金银铜等贵金属的独门技术。由于规模庞大，从贵屿提炼并流入市场的黄金，甚至"可以影响国际金价走势"。
而在这条地下产业链背后，是其造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步履所及的拆解之地，均能闻到空气中的呛人味道，河道也呈现出灰黑色泽，散发出阵阵恶臭。
查阅相关科研机构对广东贵屿和浙江台州等地下拆解集散地所作的调研显示，空气、土壤和水都被拆解排放物重度污染，且直接带来异常病变。如汕头大学医学院曾对贵屿进行的一份健康抽查表明：对165名1?6岁儿童进行严格体检测试后，发现所有儿童均血铅超标中毒，而当地土壤中的铅浓度"是美国环保署认定土壤污染危险临界值的212倍"。
由于电子废弃物从回收到拆解，全流程均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因此监测和统计极为困难。国家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电子废弃物污染并没有纳入统计监测。这因此成为一个污染严重却又难以治理的"真空地带"。
在小石家庄村，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全村人的喝水问题，不得不通过三口深达3000米的凿井获取。
绿色困境
类似郭元雄这样的回收大户的合作伙伴中，不乏正规绿色拆解企业。"开始他们会以回收商的名义找到我们，后来就公开'合作'了。"郭元雄说。
由于货源紧缺，一场越演越烈的"价格战"早已在"正规军"中拉开序幕。
根据2011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国对电子废弃物处置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其中的"集中处理"，即对拆解企业实行审批准入。自2012年至今，已陆续有91家企业获得拆解资质。
目前，在北京已经获批的正规绿色拆解企业有两家。2014年4月，为抢夺货源，"伟翔"开始对废旧电视等产品进行提价。随后"华新"也提价应战。
6月13日，正规军收购21吋废旧电视的价格，一下飙升至90元。
围城外羡慕围城里，更多企业仍然在等待获批拆解资质，而产能过剩势必加剧正规拆解行业的生存困境。据有关部门估算，北京2014年预计淘汰105万台电视机，满足不了华新一家的拆解产能设计。2013年，全国具有拆解资质的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42.7％。
产能过剩和血腥价格战，让正规拆解企业苦不堪言，而补贴基金的管理问题，更让本已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
2012年7月，中国开始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生产企业将按产量缴纳"基金"，用以补贴废旧电器电子的拆解处理。
一定程度上，这对鼓励正规企业参与电子废弃物处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补贴发放迟缓，对企业造成了困难。记者调查的多家企业对此均有怨言。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会长唐爱军介绍，按规定，每年可下发用于绿色拆解企业的基金为30亿元，但目前下发进度为：2012年3、4季度的补贴直到2013年10月才到位，仅6.29亿元；2013年1、2季度的补贴直到2014年4月才到位，仅12.48亿元。
一边是补贴发放迟缓，另一边则存在补贴基金征收困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因此曾提出建议，强制规定生产企业预留对其自身产品的废旧回收费用，而对于参与回收处理项目投资的企业，则应该允许其用废旧产品回收投资折抵，以鼓励正规回收拆解产业做强做大。
董明珠还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和要求回收渠道正规化。只有回收渠道正规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正规军喊饿、游击队污染的问题。
唐爱军也认为，如果回收问题不解决，地上正规电子废弃物产业发展就会受阻："一方面，他们希望地下回收产业能得到规范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地下产业不能断绝，因为这是其目前的主要'货源'。"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中国废旧电子产业畸形发展使然。
“垃圾帝国”
绵延十二公里的北港河穿镇而过。
每逢夏季，河水散发的恶臭，将本就湿热的空气搅拌得格外浓稠。
镇政府大院和休闲广场，分立而对于小河两岸。原镇党委书记张楚丰说，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几年前，天空一片灰蒙，出门转悠一圈，“衣服上沾满火锅店的气味。”
这里是贵屿。“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场。”街头一家快餐店的收银员如此介绍家乡。它是中国地下电子垃圾链条的“圣地”，它每年拆解的电子废弃物多达百万吨，它一度垄断着电子垃圾深度拆解和贵金属提炼技术，它甚至影响着全球黄金价格。
但另一个贵屿却如北港河般灰暗。毫无防护及环保措施的回收拆解，昼夜污染着空气、河水及土壤。在汕头大学、中山大学及当地卫生部门分别进行的调研报告中，重度污染导致的病患情况触目惊心。
2012年初，环保部约谈广东省政府，敦促2015年前彻底解决贵屿的“污染问题”。广东省及汕头市这几年也着力推进贵屿治污工作，并由汕头市潮阳区组建协调小组。“不仅要抓住贵屿，还要整治一片。”贵屿镇镇长林秋荣说。
期限已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贵屿治污并没有计划中顺利。数千家拆解户目前仅有百来户迁入产业园，部分已向周边省市地区转移。其背后辐射全国的利益链条，牵引着这个“垃圾帝国”持续生长。
地位
“喝茶。”面对慕名而来的外地客户，贵屿村民郭贵遂话语不多，但句句干脆。甚至带有命令的语气。
“怎么？不敢喝？”他咧嘴憨笑，露出两排黑牙，嘴角挂着嘲讽。随后掏出一包软“中华”，点上烟卷，摆弄起身边颇具特色的茶具：
洗衣机铝板制成茶盘，接着煤气罐；茶壶亦是由提炼出的铝自制而成，粗糙但小巧；一根细油管一端连着茶盘，一端垂在油桶。
“这么说吧。”郭贵遂深吸一口烟道：“我们炼出的铜，最大的收购商在国外，我从没见过也不能多问。只知道走私过去用于制造子弹。提炼出来的金呢，纯度都能达到四条九（赤足金），最低也能达到三条九（千足金）”。
郭所在的南阳乡，是贵屿电子垃圾产业的后起基地。贵屿位于汕头市潮阳区西部，人口约20万，另有外来人口20万左右。林秋荣说，贵屿人的“名声”并不是这几年才有。几十年以前，贵屿人就以收购垃圾为业，每天走街串巷，去各地收购鸭毛、鹅毛、废铜废铁。这个行当叫“八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过渡到收购废旧塑料和废旧家电，再从整机拆解到拆解线路板。
贵屿每年拆解处理废旧电子电器逾百万吨，且各乡村分工较为明确。贵屿镇中心所在地华美、北林以及南阳等村是电子垃圾拆解的主要区域，而龙港、仙彭、仙马、渡头等几个村主要从事的是废旧塑料回收。贵屿从垃圾回收、拆解加工到销售，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垃圾产业”产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9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镇”。
据贵屿镇政府统计，目前贵屿共有3141户从事相关产业。这个“精确”的数字，是贵屿对电子废弃物拆解规范化治理后的工商登记户数，“强制登记、不用交税”。一些村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加上未注册的户数，贵屿从事地下电子垃圾产业的户数远远超过登记户数。
“上万户肯定有的嘛。”郭贵遂很不耐烦记者的各种“无知”提问，绕过三段泥路，他
将记者带入一个狭窄小巷，在一栋五层楼房前停下来。
先轻敲三下，再猛敲两次，门开。这扇小边门宽不足一米，过人必须侧身。一旦进门，却别有洞天。
这是郭贵遂所建的隐秘仓库之一，房间被打通成一个大开间，用于存放各种废弃线路板和拆解下来的芯片。密密麻麻、堆积如山。
“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一句话，你要多大量，要多少类，直管说，肯定有！”不管面对哪里来的客户，贵屿人从来底气十足。
拆解下来的芯片按成色分类，卖给从事翻新加工的电子工厂。每个芯片批发价从十来元到数十元不等。余下无法利用的芯片，则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炼金属。
而“提炼”这道功，正是贵屿能称霸“江湖”的关键。
“江山”
混合硫酸、盐酸等化学试剂制成“王水”，将含贵重金属的电子废品进行“烧洗”，当地称之为“下高炉”。
“下高炉”后，铜铁分离。再以硝酸溶解烧洗物，后经土法工序，便可得到黄金。
这是贵屿特色的提金方法，俗称“洗金”。而“王水”配置比例、土法提炼工序，绝不外传。
“不知道究竟是哪位先辈创造了历史。”24岁的李镇周提及贵屿的“洗金术”，不无自豪。因刚入行、资历浅，李镇周目前主要的工作是“中间商”：负责帮各路客商协调联系本地拆解大户。
郭贵遂便是拆解大户之一。其所在的南阳乡，目前“洗金”大户共10家，如果开足产能，每户一天就可以提炼黄金353盎司（10千克）。
“确实可以影响到国际黄金价格。”郭贵遂轻描淡写地说。
为方便黄金按行情倒卖，贵屿镇上随处可见贵金属检测门店。“贵屿本地就有专门的黄金回收商负责收购，我们一同去检验纯度后，随时可卖”。
当地拆解户告诉记者，黄金会私下倒卖给大型首饰制造商或金属制品厂：“说不准你们家女人带的首饰，都是我们给造的”。
因此，“市场好的时候，每个月纯收入十几万不是问题。”郭贵遂强调。
即便是如李镇周这样处于贵屿地下产业的底层小户，收入也不菲。为图方便，李镇周只卖不拆，即将收购的电子垃圾直接出售。“每天可卖出17到18吨左右，利润1000到1500元”。
贵屿的电子垃圾牵涉上下游产业链。上游即全国各地的回收网络将电子废弃物整机或经过初步拆解后的电路板运抵贵屿进行深度拆解和提炼。其中也包括国外的进口电子垃圾。据估计，回收渠道涉及40万大军。
下游则包括拆解下来的芯片、电容、极管流入的翻新和加工企业，主要分布在东莞、深圳及江浙一代。部分金属及残余部分则卖给清远、株洲等地的冶炼厂。一些贵金属则卖给深加工企业，如金、银、铜、钯等，在深圳有专门的钯项链专柜和市场。
高额利润、稳固的上下游产业链、日趋强烈的整顿风险，融入贵屿传统的宗族意识，促使贵屿人自发形成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
在地下电子产业高度集中的贵屿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最为基本而恪守的原则。为应对越来越严格的环保监管以及逐步增多的外来偷盗，乡民们各户出力自发组织起“民兵团”。一面轮班值守拆解仓库，一面不断打探外界消息。
“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立马应变。”郭贵遂说。如李镇周这样的年轻人，则需要每天了解各家各户主要的电子垃圾类别及拆解数量，以保证即便客户短时间需要大量拿货，“我们也能一天之内协调解决”。
如此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充足的货源，使得“全国所有的电子垃圾，只能往贵屿送，只能从贵屿出，也只能跟贵屿合作才有钱赚”。一名拆解户骄傲地说：“就电子垃圾而言，贵屿是‘指点江山’”。
而“指点江山”的贵屿人，并没有多少意识自己也正在亲手毁掉着另一片“江山”。
污染
早在2003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便联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深入贵屿调研。中山大学编写的这份调研报告长达近50页。报告中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贵屿地下水便因重度污染而无法饮用。当地卫生院通过对贵屿镇一辖村进行体检发现，全村80%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5名学生患有血癌。
而汕头大学医学院实验室的一份健康报告结果，同样令人惊愕：在对贵屿165名1～6岁儿童进行严格体检测试后发现，所有儿童均血铅超标中毒，而当地土壤中的铅浓度“是美国环保署认定土壤污染危险临界值的212倍。”
记者查阅了2006年至2012年的国际环境类学术期刊，包括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香港中文大学解剖学系、中山大学环境工程学院等科研机构分别对贵屿大气、土壤、水体作过大量的抽样研究，得出的结论包括：地表水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如抽样表明部分水体铅含量超标8倍）；空气污染严重（如抽样表明部分街道扬尘中铅、铜及镍含量是8公里外非拆解点的300倍以上）；土壤及底泥重度污染（如抽样表明部分土壤的铅、锌、铜含量是对照区域的100-1000倍）。
这些污染进一步蔓延到动植物，如在贵屿检测的莴苣、花椰菜、黄瓜、禽类、鱼、泥螺、水蛇等动植物体内的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含量均严重超标。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太成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道：电子垃圾的拆解、焚烧污染主要在于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散发于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等，将对人类身体产生严重影响。
中科院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张爱茜教授认为，电子垃圾具有危害性与资源性并存的特点，不规范的拆解活动会导致大量污染物释放到环境中，“大量研究都表明了电子垃圾拆解区域内环境污染严重”。
比如，在电子垃圾的初步及深度拆解中，若无有效的保护措施，金属接头、射线管、电路板中的铅会直接损伤人类肾脏及神经系统；电池、电路板中的汞，则直接导致肺部疾病及癌症危机；洗衣机、电冰箱等机壳塑料，更会直接干扰内分泌及胎儿孕育、增加消化和淋巴系统癌症风险。
但贵屿从事电子垃圾拆解、提炼的居民，并不知晓或刻意回避着这一现实。
“外界都说我们是拿生命在换钱，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李镇周认为。
郭贵遂则更加坦然：“现在只要是赚钱，哪有不影响身体的？看看那些尘肺病人和挖煤矿工，我们幸运多了。至少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
同样的危机，更侵袭着贵屿20万外来务工群体。近年来，贵屿人富裕后，拆解、烧熔、提炼等工序便不再由自己承担，而是以每天100～200元的薪酬聘用外来务工者从事相关作业。
不只是贵屿，记者调查发现，北港河上游的普林镇、麒麟镇等地也存在印染厂及电子垃圾提炼等产业，“污染比贵屿更严重”。
未来
2012年初，国家环保部约谈广东省政府，敦促2015年前，贵屿所有拆解企业或家庭必须进入“循环经济产业园”进行规范化治理。2013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调研贵屿等地时也强调：“要在环保建设上动真格，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真正守住环保底线。”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固体废物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自2012年环保部对贵屿进行专项督办至今，广东省政府共集中整治了5169家电子废弃物拆解作坊，关停取缔2028家，“取得阶段性成效。”
根据广东省及汕头市的计划，贵屿将通过强制和引导拆解散户逐步进入“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实现集中拆解和治理污染的目的，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同时，建成及在建的微废转移站、三万吨废水处理厂以及牛头山垃圾填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当地生活环境。
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设立于2010年3月，园区管委会于2012年6月组建成立。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担任贵屿镇党委书记的张楚丰告诉记者，园区规划占地2500亩，目前已引入TCL德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这也是粤东唯一一家经环保部门批准的定点拆解企业。
在张楚丰的设想中，贵屿循环经济产业园将研发和引进最先进的集中拆解及污染处理系统，纳入镇里所有拆解散户后，逐步建立“总部经济”，辐射全国甚至世界。
所谓“总部经济”，就是在全国甚至国外设立回收拆解布点，实行贵屿总部运作。“贵屿问题，绝不只是一个环保问题，而应该把它当作战略性资源产业看待。”张楚丰说。
这样的愿景似乎有点远。现实情况是，筹建数年的产业园，目前只引进两期160户左右的拆解户。在建第三期也只能容纳500户左右。贵屿镇镇长林秋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吸引散户入园的主要方式是产地租金、环保投入和税收回拨，“不损害他们的利益”。
但这显然并不容易。郭贵遂直言，对于进入园区实行绿色拆解，“大部分人不同意”。
首先，园区内每户平均30多平方米的门店空间不能满足日常拆解需求。另外，年租金约2～3万元，加上不低的税收，这些都是“额外”费用。在管理上，园区不允许电子垃圾“过夜”。租户需每天将待拆解的垃圾运入园区，晚上自己得运回家堆放：“这样一来每年运输成本就会增加15万，我为什么不在自己大仓库关起门来干？”
受访的其他拆解户也表示，除了部分“超级大户”愿意主动入园以“洗白”自己以保证一些利益空间外，“关起门来干”依旧是“贵屿共识”。
贵屿共识还包括向周边地带转移。庞大的货源，被定期悄悄运往揭阳、佛山，甚至江西、福建的“深山老林”中进行秘密拆解和熔炼，规模高达一次炼铜“产量就可以到50吨”。
记者多方了解到，地方政府领导及家人也参与了这门“生意”。一拆解大户告诉记者，去年，广东省某领导来贵屿调研时，镇上街道和周边干干净净，“考察前，政府都给我们打过招呼，堆放于街道的电子垃圾是他们免费帮忙运走藏起来的。等上级领导走了，再完好无损地再还给我们”。
“换一个角度看，贵屿的网络、技术和产业优势都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变害为宝，空间不可想象。”张楚丰认为，省市应该从战略上看待贵屿，推进产业园区的经济管理职能与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有机融合。
张楚丰抱怨说，“产业园”目前还是个科级机构，这显然无法协调推进对贵屿的整治与改造，更无法奢谈“未来”。
尴尬的“正规军”
为了维系产量、保住财政补贴，北京的绿色拆解企业打起了价格战。按照6月16日的最新报价，回收一台废旧主流电视机，需要付出90元。
财政补贴看似"高达"85元，但各项收支相抵，企业基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赚吆喝。这背后反映出拆解行业"正规军"面临的困境。
2012年，中国开始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对"四机一脑"进行补贴。其时，拆解一台电视机，能赚30多元，利润十分可观。这也导致相关企业和资本争相进入。
随着第三批企业审批入市，竞争加剧，回收价格战也率先在京津冀数家企业中打响。
然而，更为深层次的根源，是那条隐匿的地下电子垃圾产业链。"正规军"不敌"游击队"，成为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也考验着绿色拆解行业的生死。
价格战
"我给你发个价格吧。"随后，刘奕起身告别。
在华新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华新"）这家北京最大的绿色拆解企业，刘奕专职收购废旧电视回厂拆解。
5月20日见面那天，刘奕给赵华报价85元。这刚好等于华新拆解一台电视能拿到的补贴数额。每年北京流向市场的100余万台废旧电视，控制在不到10名"大户"手中。赵华是其中之一，刘奕急需这位大佬支持。
2013年底，距华新1.3公里的伟翔联合环保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伟翔"），获批进入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第三批补贴企业名录。但2014年一季度结束，伟翔却只收了两万多台旧电视。按照要求，如果季度达不到设计产能20%的拆解量，将失去补贴资格，而伟翔的产能为70万台。
进入4月份，伟翔决定提价争抢货源。这一效果十分明显，伟翔副总经理周春霞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个季度突破10万台应该没有问题"。
明显感到货源量下降的华新坐不住了。价格战打响，随后蔓延到整个京津冀区域。甚至远在深圳的格林美也以价格战抢夺资源，推高了行业成本。
早在伟翔等28家企业2013年年底获准入市之前，供需矛盾已经存在。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的统计，2013年全国91家绿色拆解企业开工率仅为42.7%。
紧挨北京的河北一举批准了3家，需求缺口比北京还大，本就数量不足的电视机随价流向北京，导致河北唐山、邢台及天津等地的拆解企业不得不提价自保。除新获批的28家企业需求急增外，正值前两批企业刚刚领到12亿元补贴款，大有积极扩大产能之势，货源矛盾在新旧企业间瞬间引爆。6月16日，价格涨到了90元。
90元已经逼近了亏损价。以华新为例，每拆一台电视的成本及收入构成大致为：财政补贴85元，加上50元左右的残值，企业可获得约130?140元收入。成本方面，90元收购价，拆解各项成本约38元，加上需缴纳增值税17%，总成本约135元，企业利润几乎为零。
为了生存，高企的收购成本并没有阻止大家抢货的热情。调动关系试图从东北找货源的刘奕，意外地发现，"东北的企业也来了北京"。
华新总经理王建明甚至想到了停产，"但只要不亏钱，发发工资也好，人员流失再要开工，工人就不好找了。"
亏损业
相比"正规军"，地下"游击队"自有其生存奥秘，主要是压缩终端成本。
在自己承包的小区内，河南人老范支付给社区居民的收购价不会超过30元。下午，老范会以翻倍的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点。流动的面包车会加价5元从废品站拉走，转卖给回收大户或企业回收点。
据初步估计，全国大中小城市中约有600万城市拾荒者。依托这种不可复制的网络优势，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
盘踞在北京奶子房村和通天苑等地的专业回收点，会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将整机简单分拆为各种类别的原材料。线路板会卖给广东贵屿，玻璃运到河北邯郸，金属卖到河北霸县，塑料卖到河北文安，翻新件运至山东，甚至螺丝都会整车卖给唐山和邯郸等地。
由于不需要付出土地、基建、设备、环保和人力成本，地下链条从上到下，每个环节，均比拆解企业获得的利润要高。
每道流程的控制力来自宗族及熟人纽带。在北京从事废品收购的人群，从1980年代开始，由熟识的老乡族群扩散而成。从河南固始人扩散到信阳、驻马店人，再到邻近的安徽阜阳人，一个又一个的亲友圈织成了金字塔式的上下游产业链。地盘经营权在亲戚与朋友间转移，构成了稳固的交易链条。
凝聚力在电视机回收中充分显现。所有北京的旧电视溯流而上，最终由10个左右的大户把控。每逢缺货，这些大户亦会趁机屯积，互通信息，坐等企业上门涨价。有时1元，有时2?3元。大户们逐步将上亿元的补贴红利榨空，却始终保持着各环节的分配比例。最大的收益者依然是三轮车夫。他们能拿到回收成本的六成以上收入。
2006年进入全国首批4家试点绿色拆解企业后，华新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这些组织体系严密的地下回收和拆解游击队。
由于需要支付含铅琉璃屏的处理成本，华新只能拆出50多元的废旧电视，地下作坊却能拆出60元。体积越大的电器，拆解成本往往越高。如一台废旧冰箱，收购价130元，地下作坊可以盈利，环保企业拆完却一共只有80?90元的收入，还不能抵销收购成本。另外，处理含铅玻璃这种危险废物的企业很少，一定程度上也容易推高拆解企业的成本。
而对于残值高、二手利用率高的空调，拆解企业很难收到，大部分流入地下拆解市场。
石家庄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长城说，即便像格力这样家底雄厚的企业，绿色拆解这块业务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据了解，格力目前在安徽、河北、河南、湖南四地建有四家绿色拆解基地，每个基地设计年回收和拆解量均为120万台。4个基地总投入超过10亿元，拥有齐备的四机一脑处理线，其中仅设备和环保投入就达3亿元。
在石家庄格力绿色拆解基地，《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偌大的产房只有两条拆解线在运行，拆解品种也只有电视机和洗衣机。上千万元一台的先进环保设备，自建成后从来没有运行过，"收不到货"。
实际上，自电子废弃物形成规模后，中国一直缺乏对回收渠道的管控。据北京市社科院2006年公布数据，仅在北京就有30万人从事地下回收工作，覆盖北京的每一个社区。
直到2009年开始实行以旧换新政策后，地下回收渠道开始失去价格优势。根据规定，购买新家电上交旧家电可抵扣300元的补贴。8000多万台废旧电器因此涌入以旧换新回收渠道。正规的拆解企业也从2005年的4家，爆发性增加到2012年的91家。华新从2007年10万台的拆解量，一度跃升到300多万台，原设计120万台产能的生产线捉襟见肘，不得不白加黑连续生产。
2012年，以旧换新政策退出，废旧家电再次大规模流入地下作坊，失去货源的正规拆解企业纷纷"喊饿"。这个往日风光无限的新兴行业，却面临成为"亏损行业"的危险。
"香蕉皮"
地下游击队对渠道的垄断，是正规绿色拆解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
"今年底第四批企业获批后，真不能干了。"TCL德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富抱怨道。
张孝富说，受控于大户供货，企业所能做的就是适当离间大户之间的关系，避免他们联手哄抬价格和垄断市场。
最初华新曾想从源头抢回渠道，越过地下环节，直接面向居民开出有竞争力的收购价格。
2013年，华新开始尝试网络回收。他们建立了"香蕉皮"网站，以新家电换旧家电的形式，向北京市民公开收集旧家电，但效果并不好。相比上门收获的三轮车，慵懒的网路一族似乎并不买"香蕉皮"的账。
从去年下半年起，华新改变策略，组织流动大篷车进社区活动。30多辆大篷车，每周至少进一次社区。"正规军"开始跟"游击队"正面交战，且也让居民知道了回收的另一条路。
2014年6月5日，华新发布了"香蕉皮"手机APP。华新类似"香蕉皮"的这些尝试，必然意味着成本升高。伟翔副总经理周春燕坦言，对于刚入行的伟翔来说，选择跟渠道"大佬"合作，短期内仍然是成本考量下的无奈选择。
增加新的盈利点，几乎是所有企业共识。相比培养消费者意识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和漫长时间，企业更期望政府能在政策或补贴上做一些探索，以尽快改变目前正规拆解行业的困境。
"提高补贴肯定是一条比较简单也比较直接的路，可以直接挤压掉地下拆解的一些空间。"多位接受采访的绿色拆解企业负责人均持有类似观点。
格力则更希望电脑分拆标准尽快出台。因为电脑分拆残值高，企业完全可以比地下作坊更有竞争力。然分拆标准迟迟未能出台，企业就无法下手，拆完如果不符合标准，便得不到补贴。
而伟翔等有特殊渠道的企业，则期待有关部门将手机列入基金补贴中，以增加企业盈利点，"手机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领域"。
更令企业着急的是，"多龙治水"的状态下，连补贴发放也不能按时保证。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秘书长唐爱军介绍，根据"收支平衡"原则，每年可下发给正规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的补贴基金为30亿元。目前基金补贴下发严重滞后，直到2013年10月，才发放了2012年3、4季度基金共6.29亿元，今年4月份才发放2013年1、2季度基金共12.48亿元。
本已艰难的企业，对此意见很大。另外，税收成本高也让企业有苦难言。由于回收渠道多为非正规地下游击队，根本没有出具发票的可能，正规拆解企业也就无法抵扣成本，只能全部承担税收压力，"17％的增值税，压力确实很大"。
一些实力强的企业，则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如长虹格润在金银等贵金属的提炼上，已经形成了年产值达5000万元的科技创新项目。
国外对电子废弃物处理较为成功的模式，则大都从源头上加以管控。在欧洲，由生产商全程负责，在日本由消费者承担，美国较为灵活，由政府与厂商协作解决，唯有中国是"三不靠"。
"可以尝试在社区、废品回收站及拆解方之间，建立一道管控环节。比如像上海一样对回收从业者进行登记"。王建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