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主张：中国经济必须靠投资，特别要注重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林毅夫的观点是对的，但林毅夫的解释并不完全能完全服人，如果再加上我和张五常先生的解释也就完整了，我们三个人的观点互相补充，形成完整的整体。
林毅夫的观点是建立在美国失败的教训上的，林毅夫认为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就不能实现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不论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也就是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自然就不会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但还要经济继续增长、消费继续增加，就只能靠借款。如果下一年还是如此，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借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全球借债。
林毅夫并不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消费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过分强调消费，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发达国家现在以消费为主，他们70%以上是消费，中国50%以上是投资，就不对，能这样比吗？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更没有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按比较优势进行过多投资而发生危机的国家。
林毅夫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这些投资将产生很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毅夫还认为，任何国家都要不断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更高附加价值的新的产业上去，这是唯一的手段，这不能靠增加效率达到，必须靠投资达到。不管是在产业的投资，技术上的投资或者基础上的投资，都是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收入的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以后资源会增加。他强调，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要把这两个关系的辩证关系理清楚，这样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非常大。
林毅夫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没有回应一个疑问，那就是投资对消费有没有挤出效应？笔者的回答是没有。投资和消费并不矛盾，投资本身就是创造消费的过程，而也只有投资才能真正的创造消费。
投资和消费分属与不同的群体，不排斥，也不存在挤出效应，而只有投资才能创造真正的消费，只要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的真实情况，就不难发现一点，中国投资比较高的时候，往往是现实消费非常旺盛的时候。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大了投资，但是这几年却是中国消费最旺盛的年份，中国毫无消费危机之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每年汽车的消费仅为百万辆，而2012年中国的汽车消费已经达到了每年2000万辆，2000万辆汽车，这是多大的消费啊，另外，中国的住房消费也是旺盛的不得了，国家限都限不住，如果不限制的话，中国的房子早就卖疯了。
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手段，政府投资提高的是公共效率、宏观效率，企业投资改善的微观效率，投资跟产能是两码事，投资并非是完全的产能扩张式投资，而且最重要的是效率改善型投资，效率改善型投资并不直接创造产能，而只提高劳动生产率。
比如高速公路建设、高速铁路建设、城市地铁建设、城际铁路建设、农村公路建设，这些都是效率改善型投资，都能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公共效率，而企业投资也是这样，比如富士康大量引入机器人，都能大量改善效率，而那种纯产能扩张式的，又一台机器变成两台机器的投资并不是主体。
根据经济学原理，一个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这个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而这种劳动价值又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工资的增长，而我们以上所说的效率改善型投资都能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从而提高总体的工资水平，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这里面的内在逻辑可以用下面的图表示：
效率型投资增加→劳动生产率改善→工人创造价值增加→工人工资增加→消费水平提高。
因为即使不考虑效率型投资之外，其实所有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可以通过产业链的传递，最终转化为利润和工资，从而变成消费，因为投资的钱无非是购买机器、材料和雇佣工人，雇佣工人的费用直接转化为了工资，而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的钱则通过产业链的传递，转化为了上游企业的工资和利润，总之投资的每一笔钱都会最终转化为利润和工资，从而变成消费，即使暂时不转化的，从长期来看也要转化，不用有任何的怀疑和担心。投资和消费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步扩展的，不可能正面扩大时，反面不扩大。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生活经验来判断，投资和消费在现实经济中，分属与不同的部门，投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而消费主要是家庭的行为，大家可以想想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政府修路、或你所在企业的投资，会减小你的消费吗，肯定不会。
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都不会用到私人一分钱，企业投资会通过将来的利润补偿，政府投资会通过经济增长后，提高的税收来补偿，公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只取决工资的高低，只要工资不降低，消费就不会减小，而政府投资只能让你更好找工作，企业投资只能让订单更多，你更不容易失业，这些对提高工资都是有好处的，都是会促进消费的。
中国消费低只是"统计陷阱"
我们平时所说的消费低，只是一个统计陷阱而已，这里指的不是消费的绝对数据，而是消费的占比数据，中国的绝对消费数据每年同比都增加的非常快，从来就没有低过，中国消费占比较低，是因为投资和消费的转化之间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为半年到一年。比如某年投资占比稍高，一般第二年就会平衡过来，不会长期下去。
中国消费数据过低，也有一个统计陷阱的问题，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
中国房价越高，中国用于买房的钱就越多，中国的消费数据就越低，如果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时能够兼顾到国情，将民众的购房支出也当作消费进行统计，那中国的消费数据就会高出很多，或许也就不存在现在人们以为消费率低的问题了。
另外，中国和西方也不能盲目比较，西方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而且经济停滞，投资几乎不存在，所以差不多全部表现为消费，这些消费高，无法是投资低的另一面而已，也只是消费占比比较高，而非真正的消费总量高，无非是另一个统计陷阱而已，不值得中国效仿。
不仅笔者支持林毅夫，张五常也支持林毅夫，而且张五常教授则是从制度经济学的层面给出了解释。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称，"自由学派坐井观天，我们不要误信自由经济学派之见，认为凡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皆乏善足陈。
他举了浦东的例子，一九九三年张五常带弗里德曼到上海浦东一行，跟他解释政府要发展浦东的伟哉大计。当时浦东只有数十家一层高的小商店，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弗老之见，是政府主导投资十试九败，浦东的构思不可取也。五年后弗老再访浦东，不相信眼睛见到的。今天浦东怎样大家知道。在中国，政府主导胜于私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张五常接着举了成都的一个案例，位于成都的「宽窄巷子」与「锦里」这两个项目，也是张五常认为的成功例子。市政府先成立公司，到银行借钱，从大学聘请文化专家设计，出钱收地及建造，完工后把全部物业或店子租出去，交给私人经营，客似云来，几年后这些项目的市值约投资额的三倍。从政府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衡量，如果一连串的有关项目皆牵涉到征地或地役权的问题，那么由政府整体策划则更为上算了。
张五常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解释，那就是政府投资可以比私人投资较有经济效率，因为在好些情况下，政府主导的交易费用较低。牵涉到征用或收购土地，又或者牵涉到地役权（easement），私人往往难于处理。假设政府补偿地价或购买地役权的钱跟私营地产商的差不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由政府主导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这是中国的经验。
张五常教授还举了反例，他说若干年前亚洲某地建地铁，发现了贪污，停工，地下只有一个洞，没有铁。也是若干年前亚洲某地建高架公路，发现贪污停工时，地上只有架，没有路。中国呢？发现贪污停工时是竣工，而且工程一般造得好。换言之，贪污阻碍工程举世皆然，但中国是例外。为何如此不好解释了。
张五常又对民众常说的豆腐渣工程，进行了反驳，他说不能否认，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的动工与竣工速度快得惊人。这速度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也不能否认，这些快得惊人的项目一般做得好：不要见一些隧道或桥梁倒塌，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每年建造那么多，多得发神经，不幸的事故就不算多了。